中央強調共同富裕，實現小平同志說的先富幫后富，實現共同富裕。應當說，這是早就既定的目標。在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的新階段中央突出共同富裕，絕不是回到平均主義大鍋飯。自十五大以來，黨的多個重要文件中都一再重申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將“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并列，上升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去年中央還發(fā)了文件，提出進一步完善勞動力等要素的市場化配置。只要堅持這三項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市場化配置，就不會重蹈平均主義大鍋飯覆轍。

　　我國當前收入分配領域的主要問題不是平均主義大鍋飯，而是收入分配差距過大?！逗鷿?020全球富豪榜》資料顯示，雖然在財富總額方面，美國富豪比中國多了6.587萬億美元，但中國的十億美元級富豪有799位，比美國還多173個。同時我國月收入1000元左右的人還有6億。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是把縮小收入分配差距作為實現共同富裕的主攻方向。

　　在新階段如何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呢?第一，在未來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內，要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經濟制度。

　　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占比。1992年至2010年，按政府、企業(yè)、居民三大部門分類，我國居民收入占比一直處于下降趨勢，且幅度較大，如2000年至2010年這一階段，居民收入占比初次分配下降7.08個百分點，經過再分配，下降幅度增加到9.35個百分點。2010年到2020年，我國初次和再次分配，居民收入占比提高了約4.5個百分點。為此一些官員和學者就說我國工資增長過快、居民收入過高了。但從中長期看，1992—2020年總計，居民收入初次分配占比依然下降了3.8個百分點。這說明在還有提高居民收入的空間。

　　二是提高勞動報酬占比。居民收入中，勞動報酬份額占80%以上。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勞動收入份額占國民收入的比重整體呈下降趨勢，2008年之后有所回升，但至今仍低于90年代初期，這是居民收入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今后一個時期，必須堅持多勞多得原則，著重保護勞動所得，增加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報酬，從而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縮小分配差距。

　　三是構建發(fā)揮各類生產要素活力的分配體制，強化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的收入分配激勵機制。讓資本、管理、技術以及數據等要素在生產經營中更加活躍起來，使企業(yè)家、職業(yè)經理人、科研技術人員和職業(yè)技能人員的各種創(chuàng)造潛能得以充分發(fā)揮，并進一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

　　第二，打破城鄉(xiāng)行政分割，加快農民工市民化進程。2.9億農民工，占城鎮(zhèn)總就業(yè)人數4.4億的66%。一次分配方面，農民工工資被壓得這么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鄉(xiāng)勞動力市場的行政分割。政府在進一步培育勞動力市場方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城鄉(xiāng)勞動力不能合理自由流動，導致雙軌就業(yè)體制，過分壓低了農民工工資。這是一次分配問題，解決這一問題，政府責無旁貸。但政府干預一次分配的方向不是單純采用行政手段要求提高某一群體的收入，而是建立城鄉(xiāng)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實現一國公民的平等就業(yè)權利。

　　一是暢通農民工在城鎮(zhèn)落戶的渠道。二是增加農民工、農民的財產性收入。提高農民工和農民的收入，需要進一步打破土地要素的城鄉(xiāng)行政分割局面，將附著在宅基地和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上的巨大潛在財富轉化為農民工和農民可以平等交易的財產權益。

　　三是優(yōu)化個體從業(yè)者就業(yè)環(huán)境。農民工有60-70%在個體工商從業(yè)，要么自己是體工商戶，要么在個體工商戶打工，現在很多地方以整頓市容等措施，實際壓縮了個體工商戶的生存空間。

　　第三，以提高公平性為基點，深化基本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應當進一步加大基本社會保障制度的共濟性，這對提高國內廣大中低收入者的消費水平，平抑貧富差距具有重要意義。

　　一是堅持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改革方向。在一次分配差距很大的情況下，二次分配應該縮小一次分配的差距。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針對平均主義盛行的社會背景，曾提出把一次分配的激勵原則引入二次分配，這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是可以理解的。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的社會經濟生活已經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在創(chuàng)造了高速經濟發(fā)展奇跡的同時，逐步積累了許多問題，其中十分突出的是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在這種情況下，“十四五”及今后一個時期的基本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應強調并提高其公平性、共濟性，以平抑一次分配的差距，實現共享發(fā)展。

　　二是盡快實施職工基本養(yǎng)老保險全國統籌，平衡各地畸輕畸重的企業(yè)養(yǎng)老保險繳費負擔，并促進全國勞動力資源合理流動?，F在說職工基本老保險全國統籌是在地方之間實行“南水北調”的論調，不過是聲階提高了的老調重彈。

　　三是視經濟社會發(fā)展情況，逐步調整并縮小城鄉(xiāng)之間以及不同人群之間的基本社會保障待遇差別。針對當前一些同志仍然片面強調在職工基本養(yǎng)老保險改革中突出激勵機制，主張?zhí)岣邆€人賬戶占比的觀點，需要強調指出，基本社會保障最重大的項目--職工基本養(yǎng)老保險改革的方向也應堅持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方向，提高其公平性和共濟性。目前一個突出問題是職工基本養(yǎng)老保險連續(xù)多年調整費率與提高發(fā)放標準，統籌賬戶占比下降，同時個人賬戶記賬利率由2-3%上調至6%以上，進一步帶來了再分配效應下降，再提高個人賬戶占比，必然進一步擴大一次分配差距。

　　第四，提高直接稅比重，發(fā)揮稅收平抑貧富差距的作用。我國個人所得稅中，工資、勞務及個體工商戶生產經營所得占比高達70.3%，利息、股息、紅利及財產轉讓所得僅占27.2%。此外，勞動報酬的最高邊際稅率是45%，而資本所得只有20%的稅率，且我國的直接稅種中，目前主要針對流量收入，調節(jié)存量財產差距的房地產稅、遺產稅等多年醞釀，遲遲未見出臺。長期積累，對居民的財富差距必將起放大作用。

　　一是進一步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擴大綜合征收范圍，實行家庭申報制度，并適當降低勞務所得最高邊際稅率，加大對短期資本利得、財產交易所得的調節(jié)力度。“十四五”時期不宜再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

　　二是穩(wěn)妥開征房產稅。“十四五”時期應穩(wěn)妥啟動開征房產稅。房產稅的主要征收對象不是廣大中低收入普通勞動者，而是高收入多套住房家庭，可以設計較高的累進調節(jié)機制，起征點也可以適時調整。

　　三是研究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遺產稅是世界各國調節(jié)財富差距的常用手段。至今遺產稅沒有出臺，且爭議很大。我國已經出現了數量龐大的擁有巨額資產的家庭，這就具備了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的條件。

　　我認為在這次共同富裕討論中，扎扎實實研究怎么把房產稅、財產稅、贈與稅等稅種建立起來，如何加快農民工市民化進程，這是真正干實事，是力爭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用不著又從大同世界和空想社會主義論起，在內涵外延和倫理道德方面爭論不休?，F在引起熱議的第三次分配，從發(fā)達國家的經驗看，如果沒有遺產稅、贈與稅，僅靠宣傳號召是很難發(fā)展起來的。有了遺產稅、贈與稅的平臺，再給予慈善事業(yè)和其他社會公益事業(yè)的稅收優(yōu)惠，建立有利于慈善組織健康發(fā)展的體制機制并加強監(jiān)督管理，三次分配才能走上正軌。